百年前吸烟的疯狂程度,让现代人望而止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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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作者:查尔斯•曼恩

  来源:搜狐网

  摘自:书籍《1493:物种大交换开创的世界史》

  烟瘾

  白银不是唯一被贸易所驱动而横渡太平洋的。领队的或许是烟草。葡萄牙船通过某种方式带着这个物种漂洋过海、来到了中国南部的广西边境;在这里,考古学家发掘出当地制造的烟具,年代可上溯至1549年。 二十几年后,这种植物乘坐从马尼拉出发的运银船,来到中国东南部。不久后,它很可能经由朝鲜王国而流入了中国东北。

  在福建月港,烟草就像在伦敦和马德里一样令人们着迷。“以火烧一头,以一头向口,”17世纪时福建诗人姚旅记录道,“烟气从管中入喉;能令人醉。”姚旅写下这些文字时,烟草刚传入福建不久,但它遍及全省的速度之快令他震惊。“今反多于吕宋,”他惊叹道,“载入其国售之。”

  当时和现在一样,吸烟是为了应付军队生活的无聊和疲惫。烟草受到明军士兵追捧,并随着他们行军的脚步散播到帝国的每个角落。在西南省份云南,有一位医生记录道,明军士兵“师旅深入瘴地, 无不染病, 独一营安然无恙, 问其所以,则众皆服烟”。 (蚊子不喜欢烟,因而吸烟或许真的提供了某种对携带疟疾的昆虫的防护效果。)文献继续说道:“由是遍传,而今则西南一方,无分老幼,朝夕不能间矣。”在17世纪30年代,文人王逋还是个从未听说过烟的孩童,到他长大成人后回忆,“虽三尺童子莫不食烟,风俗顿改”。

  “烟草处处有之,”一本可能是中国第一本吸烟指南的书宣称说。将这种植物叫作“金丝薰”和“相思草”(后者显然并不反对烟草善于令使用者上瘾的特质)的清朝的烟民大军,恐怕是这个星球上最狂热的尼古丁奴隶了。炫耀烟瘾成为了时髦富人的标志。男人们吹嘘自己若不点烟就吃不下饭、不能交谈,甚至无法思考。妇女们随身携带特制的丝质烟包,上面镶着宝石纽扣;女性较娇柔,为了不被猛烈的烟草气伤到,她们用加长的管子来抽烟,有时烟管太大,不得不让仆人们在一边托着。在中国富裕的美学家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诗歌类型:烟颂。

  含香吐圣火,碧缕生微烟。

  知郎心肠热,口是金博山。

  晚起的贵妇人睡在特殊的枕头上,将头升高以便仆役们在主人还未清醒时就为她梳妆打扮,这缩短了起床与吸当天第一口烟之间的时间间隔。“这个场景有点难以想象,”加拿大历史学家卜正民(Timothy Brook)评论称;正是卜正民关于中国吸烟史的研究吸引我关注这个话题的。

  卜正民从陈琮的《烟草谱》里发现了沉睡的吸烟者的故事,这本1805年面世的博学之作,收录了与烟相关的诗歌和散文。明代陆燿1774年左右完成的《烟谱》,文辞比前者更深奥。曾任知府、巡抚的陆燿为雅士圈子列出了用烟时的种种规则。仿佛现代的礼仪指南一样,这本手册提供了一系列抽烟的宜与忌:

  烟有宜吸者:睡起宜吸;饭后宜吸;对客宜吸;作文宜吸;观书欲倦宜吸;待好友不至宜吸;

  忌吸者:听琴忌吸;饲鹤忌吸;对幽兰忌吸;看梅花忌吸;祭祀忌吸;朝会忌吸;与美人昵枕忌吸。

 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,中国文士们繁复讲究的解决烟瘾的行为似乎很荒谬,但在国外也不乏怪异的同类人。就在陆燿制定吸烟礼仪的时代,英国富人们在聚会场合用复杂的礼仪吸着鼻烟(研磨得很细腻的烟草茎)。打开他们的银质或象牙鼻烟盒[如人类学家贝特霍尔德•劳费尔(Berthold Laufer)所形容,“18世纪的崇拜物”]时髦的年轻潮人用手指长短的骨勺挖出几份新鲜研磨的鼻烟。当一群群穿着精绣马甲的男士同时将微小的、研磨好的烟草粉末球送到鼻子里时,舞会就会顿时安静下来,然后他们掏出蕾丝手帕来掩盖即将爆发的喷嚏声。对于上瘾者来说,掌握吸鼻烟的奥秘是值得努力的:嗅鼻烟比吸香烟更快将尼古丁送入血液。很少有人比伦敦著名的花花公子博•布鲁梅尔(Beau Brummell)对这套礼仪更痴狂,他声称一年中每天都用不重样的鼻烟盒。布鲁梅尔指导他的漂亮伙伴们操作他那套精妙的嗅烟术,单手打开烟盒,捏出一撮鼻烟,将它放进鼻孔里。完成弹烟的动作时,头也要潇洒地侧仰一下,以免留下不雅的棕印子。

  除了打断舞会上的闲聊、制造高昂的洗衣账单和鼻咽癌,鼻烟热在英格兰并没有其他影响。但中国的烟草成瘾则发生在完全不同的大环境下,因此也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。无论好与坏,烟草是塑造现代中国的非计划性生态入侵的组成部分。

  当时,中国大约拥有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,却只能靠约占全球十二分之一的耕地来养活自己。尽管这两个数字不够精确,但毫无争议的是,这个国家长久以来都是人口大国,却始终只有相对较少的土地能种植庄稼、养活人民。实际上,中国必须在水土充沛、适宜种水稻和小麦的地区收获巨大数量的粮食,这占到全国口粮总量的一半甚至更多。不幸的是,这些地区相对面积较小。这个国家有许多沙漠,大湖只有几个,降雨没有规则,而且只有两条大河—长江和黄河。这两条河都源自西部的高山,沿着漫长、蜿蜒的河道,最终流向太平洋海岸,两者入海口相距几乎不到150英里(约241.4千米)。长江带着山区径流来到入海口附近适宜水稻生长的平原,黄河水则流入了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国小麦生产中心的华北平原。这两个地方都是为全中国生产粮食的关键所在;在中国,再没有像它们一样的地方了。可是,这两个地方又都容易遭受洪灾。

  宋、元、明、清,每个朝代都深知这个问题,以及通过治理长江、黄河来保护中国农业生产基地的必要性。水的管理如此重要,因而卡尔•马克思和马克斯•韦伯(Max Weber)等欧洲的博学之士都认为,水利是中国最重要的制度。韦伯称,建设和运作巨大、复杂的灌溉系统,需要组织大量劳动力,它不可避免地缔造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官僚体制并压制了个人。在其1957年面世的影响深远的著作中,历史学家卡尔•魏特夫(Karl Wittfogel)在马克斯的基础上,将中国和有类似治水需求的地区形容为“水利社会”(hydraulic societies)。魏特夫对这类社会的观点可以用他著作的书名来概括:“东方专制主义”(Oriental Despotism)。在他看来,欧洲避免了专制制度是因为农民没有灌溉的需求。欧洲农民自谋生计,这催生了个人主义、创业精神和技术进步的传统,这些都是中国从未有过的。近些年来,魏特夫的论点已经不被看好了。今天大多数汉学家认为,水利主导的亚洲与非水利主导的欧洲等其他地方都一样,是多元的、个人主义化的,并以市场为导向的。但这个形象依然很有影响力,至少在西方,中国仍过于频繁地被视为一块无差别的工人群体,像蚂蚁一样遵照国家指令来行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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